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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帖]沈阳考古60年成就揭秘

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案头上,《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》翰墨犹香。记者了解到,这既是他们纪念沈阳解放60周年的一份厚礼,又是沈阳解放以来,沈阳考古领域的第一部典籍著作。分为“出土文物卷”、“报告卷”两部分的《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》,以大量的出土文物图片、洋洋洒洒将近百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,展示了“沈阳历史文化名城”悠久历史、文化底蕴,展开了一幅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光辉历程的璀璨长卷——

  长卷之新石器时代

  七千多年前 祖先“新乐人”

  沈阳考古实践证明,“新乐文化”,是沈阳地区迄今为止发现时代最早的“新石器时代”文化。该遗址最早发现于新乐电工厂宿舍而得名。

  经过考古发掘,共发现40余座“新乐遗址”下层房址,均分布在东西长600余米、南北宽50米至80余米的狭长地带内。其中,3座大型房址面积均在100平方米左右,呈不规则“品”字形排列,居于遗址中心部位。周围排列不少小房址。这些房址均为半地穴式。

  据发掘报告记载,“新乐遗址”下层出土文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。陶器以夹砂红褐陶、大口小平底深腹罐为主,另有簸箕形斜口器、高足钵、碗等。陶器表面,大多饰压“之”字纹、弦纹,其次饰压篦点纹、锥刺纹等等。除了陶器、石器之外,还出土了煤精制品,串珠、斧等玉器,还发现了一件炭化的鸟形木雕制品。

  经专家认定,“新乐遗址”是一处定居的原始聚落。经14C测定,“新乐遗址”距今7000余年。

长卷之青铜时代

  四千多年前 “高台山文化”

  据《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》(报告卷)记载,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,沈阳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,有许多重要发现。沈阳地区青铜时代文化,早期主要有“高台山文化”。

  高台山位于新民城北7.5公里处,由西高台、腰高台、东高台3座小山组成。在腰高台山南坡台地上,考古工作者们清理发掘了7座墓葬。翌年,又发掘了5座墓葬,并对东高台山遗址进行了调查。1976年,又清理了腰高台山13座墓葬,同时对东高台山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。1979年、1980年,考古工作者们考古发掘了750平方米的东高台山遗址,发现了8个灰坑、60座墓葬。“高台山遗址”墓葬的随葬品,有壶、钵,以及罐、碗、陶纺轮、石器等。居住址出土陶器,有鼎、鬲(lì,音力)、甗(yǎn,音眼)、甑(zēng,音增)、壶、罐、碗、纺轮等。

  经过专家认定,“高台山遗址”上层属于青铜时代文化。1983年以后,考古界将“高台山遗址”命名为“高台山文化”。经14C数据分析,“高台山文化”距今4355年至3335年之间,相当于夏代至商代早中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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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卷之战国时代

  “郑家洼子”墓 短剑闪寒光

  “郑家洼子文化”,以最早发现于铁西区郑家洼子而得名。郑家洼子地势低洼,多沼泽,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。

  1958年,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件青铜器,包括一把短茎曲刃短剑、一件T字形剑柄、10个十字形节约、9件带钮镜形饰、4件双月形饰、两个凿子、一柄斧子。1962年,又出土了一把曲刃青铜短剑。

  1965年8月,辽宁省博物馆、沈阳故宫博物院考古工作者们,在郑家洼子遗址发掘了14座墓葬。其中的6512号墓葬,为大型土圹竖穴棺椁墓葬。棺椁之间置放着大量随葬品:西侧置放一个剑椟,内有两把曲刃青铜短剑,另有一面铜镜,铜簪、骨簪各一对;北侧置放弓囊,内有两张弓、一束71支箭,弓弭以骨片制成,箭镞为三棱形铜镞;东侧置放3件陶壶;南侧置放4套马头用具。

  棺内有一具人骨,为老年男性,头上脚下各立一面大型铜镜形饰;身上置放4面略小的铜镜形饰;头顶有铜簪、骨簪、小石串珠;颈上、胸前佩戴大石串珠;右腰佩一柄带铜镖木剑鞘的青铜短剑;右膝旁置放刀囊、斧囊,内放刀、锥、斧、凿等;髌骨以下、胫骨四周、脚骨上,均排列着铜泡,显然是死者靴子上的饰物,靴子早已腐烂,但铜泡却留存下来;脚骨左侧,还有一束箭,共98支。

  “郑家洼子遗址”6512号大墓,共出土铜、陶、石、骨等随葬品42种797件,为辽宁式曲刃短剑文化墓葬中,规模最大、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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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卷之秦汉时期

  两千多年前 沈阳有人家

  《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》(报告卷)记载,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,在沈河区大南街至小南街之间,不断发现汉墓。这些墓葬年代,大体从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。这些汉墓主人,显然都是沈阳城内居民。

  1971年、1975年,在沈阳故宫大政殿前、沈河区公安分局院内挖战备防空洞时,相继发现了沈阳城的古代遗址。两处遗址文化层均厚达6米,第4层为战国汉代层,厚约1.5米。在战国汉代文化层,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一处夯土台基。台基平面呈“凸”字形,南北长10米、东西宽8米,最高处存高约3米,其中出土了大量战国晚期绳纹板瓦、筒瓦,以及汉代“千秋万岁”瓦当等建筑构件。此外,还发现了两口古井:一口用青砖砌筑井壁;另一口用15节釉陶井圈上下套接而成。陶井附近出土一只陶罐,里面盛满战国晚期流通货币“一化(一刀)”小铜钱,估计在千枚以上。与此同时,还出土了战国、秦、汉时期的陶器残片、钱币等生活用品。

  沈阳故宫与沈河区公安分局仅仅相隔一条沈阳路,两处地层堆积又完全相同,所以应为相连的一个遗址。这个遗址始于战国至汉代。

  1993年,在沈河区原宫后里修建“东亚广场(兴隆大家庭)”时,意外发现了一道古城墙遗址。经过省、市考古工作者们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,发现该古城墙为东西走向,采用黄土先后3次夯筑。

  经过考古发掘发现,这道古城墙遗址断断续续存长约173米,而最西端还可看出墙体向南拐弯的迹象,可以证明此处即为城墙的西北角。此外,在墙体北侧,还发现了护城河的遗迹,从而证明,这道古城墙遗址,应为城址北墙的西段。从该墙体西北角向东约120米,还发现了大量经过火烧的草拌泥以及瓦片等。考古人员分析,这些遗迹可能是城门楼被火烧后,倒塌而形成的。据此判断,此间可能是城址北门所在地。由于城门应该居于城墙正中位置,所以,该城址北墙的总长度,应该为240米左右。

  根据考古发现,以及文献资料记载,经史学家考定,沈阳古城址,即为汉代辽东郡十八县之一的“候城县”,其始建年代,为燕昭王十二年(公元前300年)以后,距今达2300余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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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卷之辽代时期

  枯荣相更迭 辽金沈州城

  历史车轮驶向辽代后,沈阳大部分地区属于“东京辽阳)道”。在辽代统治的200多年间,沈阳地区的经济、文化等,均得到了空前发展,呈现出城乡相望繁荣局面。

  辽代时期,在沈阳地区建立了许多州县,重要的有沈州(沈阳)、岩州、辽州、祺州、集州、广州、双州,这些州的城址目前均已发现。尽管沈州城墙尚未发现,目前难以确定城址规模,但根据出土的石刻铭文记载,完全可以确定,沈州城就在沈阳老城区。

  1996年,位于沈阳故宫西侧的“大舞台”剧场施工时,在地下4米左右深的辽代文化层中,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一处辽代粮仓,其碳化谷物面积达150平方米,厚度20厘米至40厘米。

  沈州属下的“岩州”,位于辽阳市灯塔西大窑乡石城山上,周长2500米。“辽州”位于新民公主屯乡辽滨塔村,城址方形,南北长320米、东西宽315米,四面设城门。“祺州”为“辽州”属州,位于康平郝官屯乡小塔子村,城址长方形,南北长340米、东西宽260米,设南、东、西三座城门。“集州”位于苏家屯陈相屯奉集堡村,城址方形,边长500米。“广州”位于于洪区高花堡乡高花堡村村西500米农田中,城址长方形,南北长620米、东西宽550米。“双州”位于沈北新区石佛寺乡石佛寺村东北高坡上,城址长方形,东西长370米、南北宽190米,东墙中部、西墙近西南角各辟一城门,城门外皆有瓮城。

  辽代佛教兴盛,在沈阳地区曾修筑过许多塔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,在这些辽塔中陆续出土了石函、石碑等文物,为研究这些辽塔修建历史、辽代沈阳地区佛教发展情况等,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。

  1953年,沈阳城南白塔堡,送给东北博物馆(辽宁省博物馆)一方地宫石函,根据石函上镌刻的文字得知,该石函是“南瞻部洲大契丹国辽东沈州南卓望山”,建于辽代兴宗重熙十四年(1045年)“无垢净光舍利塔”的文物。

  此外,沈阳地区还有沈北新区石佛寺塔、塔湾塔、新民辽滨塔等。这4座佛塔,均始建于辽代中晚期的兴宗、道宗、天祚三朝,可见当时崇尚佛教之兴盛。

  《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》(报告卷)记载,60年来,沈阳地区出土的辽代墓葬将近百座,大体分为契丹人墓葬、汉人墓葬两种。契丹人墓葬分布于新民、法库、康平;汉人墓葬主要发现于沈阳市区及郊区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,契丹人墓葬发现得不多,大部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发现的。

  在契丹人墓葬中,最重要的是法库叶茂台墓群。其中,1974年发掘的7号墓葬最为重要。7号墓葬为砖筑,全长16.7米,墓室长7米、宽5.6米,由一个主室、一个前室、两个耳室构成。各墓室均为方形,上有券顶。墓门仿木楹柱、门簪、前檐、檐下斗拱等。前室在三处券门两旁,共绘有6幅人物壁画,画中男子皆作髡发式契丹装束。

  主室后部置放木制棺床小帐,内置雕刻精美“四神”的大石棺,石棺内装殓一具老年女性骨骸。尸身穿着10余件丝织袍衫和裙裳,头戴4层冠帻,手戴绣花分指手套,脚穿齐膝刻丝软靴;死者佩戴的装饰品,有水晶琥珀项川、琥珀穿金耳坠、玛瑙管金丝球串、球形水晶盒、鎏金镶琥珀宝塔鸾凤纹银捍腰;尸体贴身以绸带缠裹,上面覆盖刻丝衾被。

  在棺床小帐内东、西两壁上,悬挂着两幅绢轴画,东面为《深山候弈图》、西面为《竹雀双兔图》。该墓葬中,还出土了大量而珍贵的文物,有海兽葡萄铜镜、发钗、骨牙刷、鎏金银扣“官”款白瓷碗、“官”款白瓷碗、白瓷盘、影青瓷碗、虾青釉瓷碗、灰青釉花式小碗、青釉小碗、青釉雕莲瓣纹盖罐、铜壶、漆木勺、漆碗、银扣绿玻璃小方盘、玛瑙杯、白釉盘口注壶、“双陆棋”、酱色釉大口罐、酱色釉鸡冠壶、酱釉带盖陶壶、茶末釉鸡腿坛、酱釉小口瓶、镶银扣大漆盘;以及鎏金银鞍桥、绣花障泥、铁马镫、铁衔、镶水晶石辔头、马鞍等马具;还有铁斧、铁锹等工具。专家认定,7号墓葬时代为辽代中前期,墓主人当是一位契丹贵族妇女。

  此外,法库县叶茂台辽代墓群中,1976年发掘的16号萧义墓葬,由于墓室内出土了墓志,记载了墓主人萧义辽代晚期天祚帝时期“北府宰相”重臣身份,以致具有重要的考古和史学研究价值。

  经过考古发掘发现,沈阳市区及郊区的辽代汉人墓葬,除孙允中墓葬在城东外,大多分布在沈阳方城之外的北、西、西南三个方向。在这些辽代汉人墓葬中,比较重要的是几座具有纪年的石棺墓:孙允中石棺墓、李进石棺墓、胡化石棺墓、张宁石棺墓。

  2003年,广宜街路口西北侧施工时,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了5座辽代石棺墓葬,墓室均狭小,仅容置放石棺。据分析,此地应为辽代一墓葬群。

  此外,2004年至2006年,在大东区八王寺地区,考古工作者们清理发掘了29座辽墓。2005年至2006年,在沈河区热闹路发现一处辽墓群,时代从辽代早期至晚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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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卷之金代时期

  撤州改作县 铁器用广泛

  金代基本沿用辽代州县,只是将许多“州”降为“县”,比如将辽州降为辽滨县,广州降为章义县,兴州降为挹楼县,双州降为双城县,足见当时人口之减少。金代,这些降级后的各“县”,皆划归“沈州”管辖。

  近几十年以来,沈阳地区发现了许多金代遗址。金代遗址出土文物大多为铁器。1957年,修筑蒲河河堤时,发现了总面积10万平方米的新民前当铺遗址,在出土的1021件文物中,铧、镬、镰、铡刀、锹、斧等农具、手工业工具、车马器、日用器具、兵器等铁器,占有相当数量,证明此处为金元时期的农家遗址。1974年,在辽中县出土的一件铁犁镜上,铸有“泰和四年高使”铭文。在法库县刘邦屯、新民法哈牛等地,也发现了金代的铁器窖藏。说明金代已经普遍使用铁器,已远远超过了辽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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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卷之元朝时期

  重建沈州城 设立“沈阳路”

  《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》(报告卷)载:金代末年,沈州城曾毁于兵火,“旧领乐郊、章义、辽滨、挹楼四县,因兵乱俱废”。蒙古占领辽东后,为安置内附军民,便重建沈州城,并于成宗元贞二年(1296年),设立了“沈阳路”,“沈阳”名称自此起始。

  1970年,在新民张家屯出土了一方铜印,印面正方形,边长5.6厘米,厚1.5厘米,印背置长方形板状钮,钮高3.6厘米。印面阳刻篆字“沈州蘸印”,印背左阴刻“尚书礼部造,至元七年二月日”,右阴刻“沈州站印”,印纽顶端阴刻“上”字。考古专家说,这方铜印,是元代在沈阳设立“站赤(驿站)”的重要文物。证明在元代至元七年,即忽必烈定国号为“元”之前的1270年,辽沈地区便已设立了“站赤”。然而,当时尚未设立“沈阳路”,仍称之为“沈州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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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卷之明朝时期

  沈阳中卫城 御敌最前沿

  到了明代,则在沈阳建立了较为特殊的卫所制。明代洪武十九年(1386年),在沈阳设置了“沈阳中卫”,为辽东都指挥使司(辽阳)所辖25卫之一。

  《辽东志》记载,“沈阳中卫”指挥闵忠,曾大规模重修沈阳城,首次用砖包城墙外壁,开辟4座城门。在明代,由于北方兀良哈三卫蒙古、鞑靼、女真等不断南下骚扰,“沈阳中卫”城的主要功能偏重于军事,城内居民主要是守边军人及其家属。他们守边之余,还要屯田种地。所以,在明代前期曾一度活跃的辽沈地区经济,到了中期之后,由于受到边防日益紧张影响,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阻碍。所以,近年来,在大东区八王寺地区、沈河区热闹路、市府广场南侧等地发现的明代墓葬,葬制均极其简陋,随葬品仅有一两件酱釉粗瓷碗、罐而已。

  明代正统年间,为防御兀良哈、鞑靼、察哈尔等蒙古部落骚扰,明朝修建了山海关至开原段的辽东“边墙”。“边墙”从沈阳西侧自南向北通过。沈阳地区还多次发现了明代火器,反映出当时战事频繁。1980年,于洪区老边乡农机厂院内,出土了一件长15.5厘米、直径4.2厘米的铜铳,其尾端刻有“马上佛郎机铳捌仟叁佰肆拾号嘉靖甲申年兵仗局造”字样。据此得知,这是一杆制造于1524年的马上使用佛郎机铳。此外,在于洪区翟家、沈阳市北城墙“九门”附近,都出土过明代铜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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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卷之清朝时期

  一朝发祥地 两代帝王都

  明代天启元年(1621年),后金夺取了辽沈地区后,迁都辽阳。又于1625年迁都沈阳。于是,沈阳这座明代的“卫城”,顷刻之间便成为后金政权的“都城”。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,随即规划改造沈阳城。皇太极继位完成沈阳城改造后,该国号“大清”,确定“沈阳中卫”为“盛京”,从此登基称帝。

  清代沈阳城,由原有4城门改为8城门,城内修建了钟楼、鼓楼,在城外建立了皇寺庙、四塔四寺,还修建了福陵、昭陵等等,并修建了外城,形成了外圆内方、八门八关的城池布局。2007年,在朝阳街与南顺城路路口东南侧,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大南门(德盛门)瓮城遗迹。瓮城基础采用巨大石条砌筑,十分坚固。

  作为清朝肇兴之地,沈阳地区还埋葬着一批清朝开国功臣。沈阳解放60周年以来,辽宁省、沈阳市的考古工作者们,先后抢救性考古发掘了一些清代墓葬,保护了不少墓碑,为研究清史提供了翔实而难得的文物资料。

  掩卷《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》,眼前仍浮现着60年来考古工作者们的艰辛足迹。他们用智慧和勤奋,逐渐揭示了一个个地下、地上遗迹的奥秘,从而拉开了沈阳“历史文化名城”深厚文化底蕴的璀璨历史长卷。

  1、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“陶‘之’字纹深腹罐”。

  2、辽代辽州窖藏“石狮茵镇”。

  3、出土文物元代“釉里红大罐”。

  4、辽代辽州窖藏“石雕龟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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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没有朝阳的"化石"历史悠久[em01]
麟摄影工作室 http://www.linart.cn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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